（二）

法治文化凝聚著全軍將士的信仰追求、信念信心、價值觀念和行為自覺，是改革強軍的重要精神支撐

文化因素是改革中的重要“驅動力”，法治元素是改革中的重要“黏合劑”。

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作為一場整體性、革命性變革，其在全要素多領域的展開，迫切需要法治文化的約束、規(guī)范、激勵和引領。沒有法治文化作支撐，改革強軍事業(yè)就難以順利推進。

回望歷史，在歷次重大社會變革特別是軍事變革當中，法治文化始終活躍其中、彰顯能量。它既是推動軍隊法治實踐、加強軍隊法治建設的重要進步力量，更是保證改革順利實施、破解羈絆阻力的重要精神支撐。

發(fā)生在2000多年前的商鞅變法，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波瀾壯闊的劃時代變革。被毛澤東稱為古之“良法”的“商鞅之法”，是中國古代法治文化大觀園中的一朵奇葩，滋養(yǎng)著后世，啟發(fā)著后人。

戰(zhàn)國時代禮崩樂壞，“禮不下庶人、刑不上大夫”成為普遍現象。商鞅在秦國極力主張以“法治”代替“禮治”，推行變法改革。他提出“凡用兵，勝有三等：若兵未起則錯法，錯法而俗成，而用具。此三者必行于境內，而后兵可出也。行三者有二勢：一曰輔法而法行；二曰舉必得而法立?！币馑际钦f要通過法治，營造積極務農、勇敢作戰(zhàn)的社會風氣，同時做好戰(zhàn)爭的物質準備；要建立一支有戰(zhàn)斗力的軍隊，要奪取戰(zhàn)爭的勝利，必須建立健全軍事法制及嚴格依法執(zhí)行。如果忽視軍事法制，“兵員雖眾，卻猶茅草建屋，多而不牢；武器雖巧，卻華而不實；謀士雖能，卻詐而不勝”。在這種思想指導下，秦國一躍成為國富兵強的大國，最后得以一匡天下。商鞅變法的核心是在治國治軍兩個領域實施變革的同時推行法治，嚴肅軍紀，并嚴懲太子傅以破除阻力、威懾他人，形成全民知法、守法、畏法的文化心理和行動自覺，最后得以順利推進各項改革舉措。

鴉片戰(zhàn)爭后，中國有不乏倡導軍事改革之志士，但由于封建思維之束縛、法治精神之缺失、紀律條令之軟弱，均以失敗而告終。

1888年12月17日，北洋水師正式成軍，同日頒布施行《北洋水師章程》，清末的一次重要軍事變革拉開了序幕。北洋水師共購置軍艦25艘，官兵4000余人，使近代中國正式擁有了一支堪稱當時亞洲第一的新式海軍艦隊。雖然北洋水師也強調法治紀律建設，并頒發(fā)了專門的軍規(guī)，卻執(zhí)法不嚴，紀律法規(guī)形同虛設，官兵“操練盡廢”“坐斗竹牌”“所有官兵都攜帶家眷住在陸上，把兵艦當作一個衙門，點卯應糧”“每北洋封凍，海軍歲例巡南洋，率淫賭于香港、上海。識者早憂之”。如此紀律松弛、法治不行，雖有變革圖強之宏愿，終淪于虎狼之口。教訓之深刻，結局之慘痛，當警鐘長鳴，時刻警醒吾輩后人。

歷史走到了今天，人們對厲行法治有了一種共同的訴求，對尊崇法治有了一種共同的追求。黨和國家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、建設法治中國作為國家戰(zhàn)略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，這是國家之幸、民族之幸、改革之幸。

與此相伴而生的法治文化，不僅是協調推進“四個全面”戰(zhàn)略的重要精神保證，也是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建設實踐的重要精神支撐。它熔鑄著全體官兵的政治意識、大局意識、號令意識、看齊意識和核心意識，凝聚著全軍將士的信仰追求、信念信心、價值觀念和行為自覺，成為推進改革強軍進程的一個重要力量。

“令嚴方可肅兵威，命重始于整綱紀?！鄙罨瘒篮蛙婈牳母?，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，才能夠確保各級按照新體制正常有序運轉，各項工作按照新要求順利推進。

軍委改革工作會議后，不論是軍委機關調整改革，還是戰(zhàn)區(qū)重新劃設，全體官兵都能夠自覺聽黨指揮、服從大局，正確對待利益調整和進退走留，積極擁護改革、支持改革、參與改革，感恩組織聽招呼，不為組織添麻煩，體現了堅守法治信仰、堅定法治意志、躬身法治實踐的文化精神和行動自覺。

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：踐踏法治，改革寸步難行；信守法治，改革務期必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