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雪了，越下越大。白雪皚皚，銀裝素裹，天空低垂，德勝門的箭樓好像更挺拔了。清晨，一輛破舊的騾車緩緩地駛了過來，顛簸著穿過門洞，木制車輪在與雪地“吱呀咯吱”的旋律中留下了兩道深深的轍跡，像雪花寫給大地的兩行詩歌。
騾車上坐著兩個人。坐在車把上的是一位賬房先生，看上去像一個鄉(xiāng)佬，背著一個包袱，包袱里裝著賬簿。另一位坐在車里，頭戴氈帽，穿著一件廚師的背心，油漬滿衣，一副病懨懨的樣子。再過五天就是春節(jié)了，看樣子他們是趁著年根兒到城外收賬呢。出了德勝門，騾車折向東，跑得更快了。走了一程，太陽出來了，大地明亮起來。他們一路向東，找了一條小道，直奔天津而去。
這一天是1920年2月14日。坐在騾車上的兩個人，都是五四運動中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坐在車把上的，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；坐在車里面的，是曾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《新青年》雜志主編陳獨秀。
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。陳獨秀、李大釗等人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，倡導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。
李大釗是河北樂亭人，陳獨秀是安徽懷寧人，兩個人都出生在金桂飄香的10月，年齡卻相差整整10歲。李大釗是在中國舉起十月革命旗幟的第一人，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。1914年7月，二次革命失敗后，35歲的陳獨秀第四次東渡日本，應老朋友章士釗之約到東京協(xié)助編輯《甲寅》雜志。25歲的李大釗，此時正在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本科。兩人在《甲寅》雜志社見面后，因為共同的志趣和價值觀，惺惺相惜。1915年9月，回到上海的陳獨秀創(chuàng)辦了《青年雜志》，邀約李大釗撰稿。1916年夏天，李大釗從東京寄來了長篇散文《青春》，縱筆放歌，號召青年“沖決歷史之桎梏，滌蕩歷史之積穢，新造民族之生命，挽回民族之青春”，滿腔熱情地向革命民主主義者發(fā)出嶄新的吶喊：“以青春之我，創(chuàng)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國家，青春之民族，青春之人類，青春之地球，青春之宇宙。”編輯部被這洋溢著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文字深深打動，決定在9月改名為《新青年》的雜志第二卷第一號發(fā)表。
1916年11月26日，陳獨秀乘車離滬北上，本打算籌集資金，以擴大《新青年》的規(guī)模，后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約，到北大任文科學長?！缎虑嗄辍冯S之進京，震驚北大。蔡元培說：“北大的整頓，自文科起?！倍诖税肽昵?，李大釗也從日本回國，在北京《晨鐘報》任編輯主任。老朋友相見，格外親熱。1917年12月，李大釗接受章士釗推薦，決定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。一時間，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薈萃紅樓。
1918年11月，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(jié)束，中國的政治氣氛高漲?！缎虑嗄辍诽岢隽藘纱笥绊懼袊鴼v史進程的口號——民主和科學，請來了“德先生”和“賽先生”。李大釗在《新青年》第5卷發(fā)表《庶民的勝利》和《Bolshevism的勝利》兩文，遭到一向標榜“不談政治”的胡適的反對。怎么辦？陳獨秀和李大釗深感作為月刊的《新青年》，因為“不談政治”很難對現(xiàn)實的政治斗爭發(fā)揮作用，必須創(chuàng)辦一份“更迅速、刊期短、與現(xiàn)實更直接”的刊物。11月27日，他倆召集志同道合者在紅樓開會，決定創(chuàng)辦《每周評論》。
1919年5月4日，五四愛國運動爆發(fā)。《每周評論》成為新青年們“歡喜無量”的“明燈”，僅在北京一地就發(fā)行5萬多份，其“議論之精辟，敘事之簡潔為全國新聞之冠”。6月11日，以“直接行動，以圖根本之改造”的陳獨秀，因散發(fā)《北京市民宣言》傳單被拘留。一時間，輿論嘩然，全國掀起了營救聲援行動。
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。”1919年，李大釗將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5號編為“馬克思主義研究”專號，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。這一期的《新青年》，發(fā)表了李大釗的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（上）》，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為“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”，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、剩余價值論和階級斗爭學說作了全面、系統(tǒng)的介紹。李大釗說：“人生最高之理想，在求達于真理?！痹谀莻€創(chuàng)造歷史的現(xiàn)場，陳獨秀和李大釗堅定地站在一起，開始“以青春之我，創(chuàng)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國家，青春之民族”的人生信仰和理想的實踐。
當時的北洋政府禁止傳播馬克思主義，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，李大釗決定親自送陳獨秀去上海躲避。他們借來王星拱家廚師的衣裝，喬裝改扮，雇上一輛破舊的騾車，于1920年2月14日一早，冒著大雪趕往天津，再乘船前往上海。送走陳獨秀，李大釗馬上給在上海的學生發(fā)了電報，安排好接站和住宿。2月19日，陳獨秀抵達上海。這一天，正是大年三十。
1920年3月，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。4月，共產(chǎn)國際代表維經(jīng)斯基來到北京，與李大釗商談在中國建立像俄國共產(chǎn)黨那樣的組織。李大釗建議他去上海找陳獨秀商量，因為上海是中國工商業(yè)和經(jīng)濟中心，是無產(chǎn)階級和先進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。很快，陳獨秀與維經(jīng)斯基見面了。5月，陳獨秀與李漢俊、茅盾、李達、邵力子、施存統(tǒng)、陳公培等有志于馬列主義的朋友們一道，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。同時，陳獨秀拜托陳望道翻譯了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，并歷盡周折，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。1920年6月，在陳獨秀主持下，李漢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統(tǒng)、陳望道、李達等人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（今南昌路100弄2號）《新青年》編輯部開會商議，決定成立黨組織，還起草了黨的綱領。關于黨的名稱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。李大釗主張定名為“共產(chǎn)黨”。陳獨秀表示同意。8月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，推陳獨秀擔任書記。11月，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擬定了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。同年10月，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，年底由“共產(chǎn)黨小組”改稱共產(chǎn)黨北京支部，李大釗任書記。隨后，武漢、長沙、廣州、濟南等地也紛紛成立了黨組織。
1921年7月23日，來自上海、北京、長沙、武漢、濟南等地的13名代表齊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。陳獨秀和李大釗因有其他事務，未能出席大會。7月30日，共產(chǎn)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這次大會。讓人想不到的是，由于會場遭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，最后一天的會議只好秘密轉(zhuǎn)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繼續(xù)舉行。
煙雨南湖，碧波蕩漾。毛澤東、董必武等10位代表，在南湖“紅船”上完成了一大所有議程。大會通過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個綱領，決定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(gòu)，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。在中華民族內(nèi)憂外患、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(jié)合的進程中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誕生了。
日出東方，秀水泱泱。一個偉大政黨從這條小船上開始揚帆啟航。毛澤東說：“中國產(chǎn)生了共產(chǎn)黨，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?！?/P>